2012年，运动服装巨头阿迪达斯证实，已经决定关闭其在华唯一一家直属工厂，可能转而迁往东南亚。这是继耐克公司2009年叫停太仓鞋类工厂后的又一起跨国公司撤资事件。如果仔细盘点近年来撤资的欧美跨国巨头，不难发现，已有涉及家电、电子、建材、玩具、食品等行业的数十家跨国公司关停或转移中国工厂。跨国公司的对华投资战略正发生转变，对上海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需要我们及早未雨绸缪。
   金融危机后，跨国公司对其全球战略进行了调整，对华投资战略调整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跨国公司仍将中国视为未来资本投放的重要场合，但不可否认的是，国际直接投资高速增长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在撤退、减资和转移等常态化企业行为中，跨国公司撤回母国、寻找其他地区新的投资场所的步伐不断加快。印度、越南、缅甸等亚洲国家虽然在经济增长、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产业配套和生产效率等方面与中国仍有差距，但在部分产业和低廉劳动力方面已呈现出较强的竞争优势，并对中国形成了一定替代作用。此外，跨国公司母国金融危机后的元气大伤，也需要通过企业资本回流来医治出现的阵痛。为此，美国提出“再工业化”，德国出台“重整制造业”战略，并围绕这些战略推出系列鼓励政策，而这些战略和政策的效果正在显现。
   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优势仍然存在，沿海地区技术、资本优势与廉价劳动力优势组合的模式在中西部地区得到复制。英特尔上海浦东工厂与成都工厂合并、联合利华将生产基地从上海迁到合肥等都是跨国公司加快产业在中国区域间梯度转移的体现。但这只是跨国公司抵御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商业成本高企的一个环节。在沿海地区加大创新投入、用机器人代替成本上升的劳动力，是跨国公司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另一个战略手段。
   跨国公司对华战略投资调整不可避免地对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带来影响。在可预见的未来几年，上海仍将是跨国公司投资的热点城市，但跨国公司大规模的投资增长难以再现。事实上，近五年上海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增长速度总体呈下降趋势。跨国公司是上海外贸出口的主力军，其对华战略的调整也使上海的出口形势面临更严峻局面。
   尽管形势严峻，但对上海来说，在外部倒逼转型的同时，内部动力也将增强。这是因为，粗放的外贸增长需要转型，转型过程中也需要改变对外资的过分依赖，这种压力既是结果，也是转型的目的。
   跨国公司加大在上海的创新投入，提升上海总部经济地位，先进技术的溢出将会对上海创新驱动产生积极效应。跨国公司加大服务业行业的投资，也有利于上海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从而加快上海产业结构的转型。近五年来，上海第三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一直维持在67%以上，且不断提高，就说明了跨国公司战略调整对上海产业结构优化的助推作用。
   未来上海应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充分利用跨国公司提升上海研发总部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在创新投入、创新环境和创新主体上下功夫，加大对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通过强化集成创新，逐步形成自主创新为主的创新格局。上海既要做好外资招商的顶层设计，也要着力加强引资环境的底层设计。在外资招商的顶层设计中，应将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调整和市“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主题结合起来，要着力引导跨国公司参与上海的“四个中心”建设。与此同时，也要加强引资环境的底层设计，提高政策和运作的透明度，提供内外资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为跨国公司营造便利、快捷、舒适的工作和生活场所。
   发挥政府的宏观引导、激活企业微观主体的活力是上海现阶段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需要着力加强的工作。要发挥政府的宏观引导作用，在政策出台、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平台服务等方面发挥引导和引领作用，确保在跨国公司战略调整和上海转型发展过程中，努力消除负面因素，放大积极因素，使得两者能够协调和融合，产生良好的互动和上升局面。与此同时，更为关键的是要激活企业这个微观主体的活力，特别是国内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国有企业较强的情况下，尤其要提升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激活上海本土企业的活力，不仅可以保证在跨国公司对华战略投资调整的情况下，上海保持稳固的内部经济基础和微观经济活力，而且也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外资撤资提前做好准备。